写于公元88年至年东汉和帝时期的《汉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凝聚的史著之一。说它“伟大”，至少是因为它系统地以多篇“纪”、“传”和“志”，在近两个世纪之后决定性地巩固了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撰史方式。说它“凝聚”，是因为它不似《史记》那样纵贯数千年，而是仅集中于西汉这一个大朝代，甚至只集中于武帝后期到西汉崩溃乃至王莽新朝灭亡这一个时代，从而开创了往后中国历代的修史方式，即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也是中国史上最详密、最发人深省的史著之一。由于上面所说的“凝聚”，班固的儒士世家背景，他“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的智识志向，以及其他种种有利条件，《汉书》记事详密，对历史考察和历史理解具有非同小可的特殊裨益。不仅如此，从武帝后期到新朝灭亡，这段长约年的历史异常发人深省，因为它是一部完整、真实、详密并且典型的大帝国病变和衰毁史，而且中间插有至关紧要地增加历史曲折性和复杂性的帝国中兴历程。它由此从头至尾富含特殊性与普遍性交织的人类经验教训，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帝国经验教训。

病变、中兴、衰毁，即《汉书》解读的主题，或者说《汉书》蕴含的“政治密码”。本书这种解读方式是政治/战略式的，这样的分析、领悟和解读是想争取透视这千年政治经验，发现和理解其间非常丰富和发达的、中国和中国人在政治和战略方面能动的实践与其深刻的机理，同时发现、揣摩和思索现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文化包含的至关重要的悠久传统元素。

这个根本主题可谓无所不在地贯穿和渗透于本书的全部纲目之中。它可分为四个部分：“战争霸王：帝国的病变”；“昭宣两帝：帝国的中兴”；“元成哀平：帝国的衰败”；“王莽新朝：帝国的毁灭”。战争霸王当然是汉武帝。虽然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方式和儒家政治/战略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拥有这么一位在其漫长历史上甚为罕见的战争霸王去击破它多个世纪的首要致命威胁——匈奴帝国——是真正历史性的大幸事，但紧接着汉武帝本人和他治下的大帝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大病变：对外征伐放肆无度，穷极伸展；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滥费国帑与剥夺社会反复不已地恶性循环，互为因果；更可怖的是，他在宫廷和朝廷内狂野清洗，以致超大规模地血腥灭亲，同时依靠凶残无比的众多酷吏和严重蜕变的官僚机器去治理国家和社会。

然而，或许由刘邦——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农民——开始的数位初汉君主缔造和发展的西汉仍有可观的活力和“复原力”，帝国在看似的绝境之中，由于昭帝、“摄政”霍光，特别是伟大的宣帝的统治而幡然中兴。昭帝和霍光的拨乱反正构成中兴前奏，而到宣帝这位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皇帝、登基以前自婴儿时起便多年饱尝底层苦难的君主那里，亲政伊始的坚决政治变更和始终一贯的深切社会关怀造就了非常可赞的结果，包括社会复兴、农业繁荣、民生改观、吏治良善，同时帝国对外战略的优良调整决定性地促成了“四夷宾服”和中华帝国“朝贡体制”的首次正式确立。不仅如此，伟大的宣帝还在很大程度上使帝国拥有了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作为中兴砥柱。

可是，昭宣中兴仅为相对短暂的插曲，其最大的实际意义大概是可观地延长了西汉王朝的寿命，而未真正经久地逆转帝国衰败的历史大趋势——事后来看极难经久逆转的大趋势。紧随宣帝去世，最快最突出的变化是在“柔仁好儒”的元帝统治下政治文化的蜕变，变得宽纵政治权贵跋扈和社会精英腐败，空谈儒家礼义而疏离具体现实，麻木于民众苦难和社会凋敝。在其后继者成帝宫廷内，君主、后妃和佞幸极端放纵无度，外戚和朝廷重臣大多胡作非为或偏狭险恶，以致狭义和广义的腐败狂野滥觞。到哀帝、平帝时期，部分地由于君主腐败导致接连几代皇帝无嗣，外戚政治变得猖獗无比，同时伴有相当激烈和变动无常的宫廷内斗。结果，在在位超级长久的太后王政君的卵翼下，大篡夺者王莽的权势难以遏止地增长。

哀帝早夭后，王氏外戚独大，王莽独大，刘姓平帝只是绝对的傀儡。宣告新朝成立以前的王莽是个邪恶的战略家，其14年苦心经营、大力进取、韬光养晦、东山再起，直至实现政权变更，进而实现王朝变更。宣告新朝成立以后，王莽的政治性格以至个人性格剧变，直到新朝灭亡、王莽暴死，其间这14年是乱政史的14年，可谓全无战略：彻头彻尾地乱政、乱国、乱华夏，或如班固所评，“恣睢威诈，流毒诸夏”。不仅如此，他还彻头彻尾地乱天下，结果帝国的四夷秩序几乎顷刻崩解，特别是如班固所言，“西域至此绝”。

比起《史记》，在《汉书》这里，关键或核心的观察和领悟容易得多，因为如前所述，《汉书》的记述远为集中和凝聚，它将帝国的病变、中兴、衰败和毁灭这昭然若揭的根本主题，全然不容置疑，甚而不可抗拒地加诸古今中外每一个政治读者。

病变中兴衰毁：解读《汉书》密码

著者：时殷弘

责任编辑：蒋霞

出版时间：年7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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