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由帖学向碑学过渡的转型期，始于嘉庆、道光年间，但在此之前，也就是乾隆盛世，书法的发展已经有了“复古求新”的态势，那就是“扬州八怪”的崛起。此外，基于以往帖学“馆阁体”柔弱的书风已经难以满足时人的审美要求，加之事物本身发展到某地特定历史时期，必然会受到“物极必反”自然规律的驱使以及因受到包世臣《艺舟双楫》问世的影响，一时间尊晋卑唐之风骤起，这样，我们就无法不相信当时的书坛会走上反叛之路。另外，还因为当时书法创作工具的改良(此间书法界始用羊毫笔)，给书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和更为丰富的内蕴，广大的书法家都在积极寻找创新之路，所以，也就出现了清代书法史上碑学的第一次昌盛。如今回首当时的篆隶书发展，我们就会发现：那是自秦汉时期篆隶书形成以来的第一次大嬗变。具体地说，那一时期的篆隶书主要是朝着三个方向发展的：一是以金农、何绍基为代表的“革新派”(他们的隶书创作主要是通过强化笔墨线条形象去打破历史上常规的书法用笔而达到隶变的)；二是邓石如为中心的“改良派”(在书法创作中，往往是通过改良书写工具，充分认识和发挥新工具的功用来达到强化笔墨形象的目的)；三是以伊秉绶、陈鸿寿为主流的“创意派”(在他们的书法创作中，较多的是有意识地舍去隶书以往典型的笔法——波磔，极力弱化笔墨语言之一的线条，强调突出书法结体的空间美)。

　　由于“八怪”均为当时仕途不顺之人，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那种为食干禄而必备的“馆阁体”书法技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一股强烈的逆反心理驱使他们对帖学极力进行抵制和改造。在他们的书法创作实践中，较多的人是彻底抛离了往日那种“乌黑、方正、光亮”的萎靡书风，形成了一种书法创作的新风格。他们当中，最为突出且对后世影响(主要是他们那种“民间书法”的精神)较大的是金农、郑板桥二人。他们以创造独特的执笔法为突破口，分别形成了“漆书”、“六分半书”的自身风格。只可惜到后来，他们都被后人称之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偏师”。

　　邓石如的出现应该说是清代书法史上篆隶书发展的骄傲。由于邓氏书法的创新是保持在书法本体范围内的改革，所以被后人推为清代书法大家之首。这一点，从他早年习篆胎息李斯、李阳冰，兼取《石鼓文》之浑厚的书风中可以看出；至于后来邓氏能通过自悟将隶书的笔意糅合到篆书的创作当中，进行“改良”，则是他在清代书法史上占据崇高地位的关键。除此之外，邓氏还是清代碑学第一次高潮掀起的先导人物。在当时，他将目光专注到秦汉碑刻，并不遗余力地在篆隶书上用功。由于邓氏这一代书家找到了帖学以外的载体，从而确定了他在开启后期碑学方面的地位。不仅如此，邓氏在篆隶书创作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现代书法发展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这一点，我们可从当代篆书名家徐无闻、刘江等人的作品中仍能看到邓氏踪迹来证明。

　　继邓石如之后，伊秉绶则以隶书崛起于清代书坛。在当时，伊氏以其独有的古朴质拙、大气磅礴的隶书创作风格(主要是突出表现汉字的空间美)与邓石如一样，对此间衰微的帖学和时尚的“馆阁”进行彻底的批判。虽说伊氏的隶变在当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但在今天看来，他那极具汉字空间表现力的书风却对现代书法的发展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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