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唯信息哲学思维能使中国赢得未来
来源:鼎新经济学会 作者:杨培芳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 哲学思维一般指的是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于社会实践和经历不同,每个时代的哲学思维都有不同的分支和学派。但从根本讲,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总会在同一时代形成一定的共识。 人类社会大致有三种哲学思维,第一种形成在农业时代,那时的人们信奉地心说,主流哲学思维是整体一元论,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第二种形成于工业时代,人们信奉日心说,主流哲学思维是二元对立,提倡个体至上、普遍斗争。非即白,非我即敌,非左即右,非无产即资产,唯独缺少中产思维。当前社会严重撕裂,灾害频发,都与这种哲学思维不无关系。 进入信息时代,科学家发现类似人脑的复杂宇宙的自组织关系,正在形成一分为三的多元协同哲学思维。所谓一分为三,主要指在一个独立时空中,只有三维具有正交完备性,二维不完备,四维则出现共线性而破坏正交。换句话说,一个事物只需要三个基本要素就可以被定义。力学有三个基本定律,热学有三个基本定律,生物学有三个基本定律,马克思主义也有三个基本来源。整个宇宙或只有三种原始存在,就是物质、能量、信息。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时代的演进,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不断演进,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中断。 ·宇观领域从地心说、日心说、到复杂宇宙说。 ·-微观领域从五行论、原子论、到量子论。 ·社会结构从中心化、分级化、到扁平化。 ·组织方式从集中化、离散化、到区块化。 ·处事方略从模糊整体论、精准还原论、到关联生态论。 ·资源配置从官僚支配、资本竞争、到社会协同。 ·核心价值从崇尚权力、崇尚财富,到崇尚智慧。 ·社会伦理从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到互利主义。 ·思维模式从一元统御、对立斗争、到三元共生。 农耕生产力时代,模糊整体论思维造就了中国几千年的辉煌文化,包括老、庄、孔、孟和中医理论。机器生产力时代,精准还原论思维形成了碾压世界的西方文化。自清末以来,中国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全面倒向西方,甚至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建树。结果向西方学了一个多世纪,也没有摆脱全面落后的局面。 只是进入21世纪的前20年,似乎一夜之间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劲敌。究竟是什么让世界惊叹中国成就,又让美国政客非要遏制中国不可? 不是农业。中国号称农业大国,即使不算农民工,全国农业人口依然在4亿人以上。改开40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均保持稳定增长,但中国仍然是净进口粮食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据统计,年我国总进口粮食万吨,总出口粮食多万吨。 不是钢铁。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钢铁产量才能代表国家实力。年大跃进的首要目标是生产万吨钢铁。年,中国钢铁产量是美国的8—10倍,但是时过境迁,钢铁不再代表国家的真正实力。 不是汽车。40年来,中国一跃成为汽车大国,年汽车保有量达2.4亿,同期美国汽车保有量为2.5亿,但是在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跑的,除了少数民族品牌之外,多为德系和日系车辆。在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中国依然远远落后于欧美。 不是飞机。中国民用飞机长期处于试产和起步阶段。后来,中国政府曾经下决心,一定要把民用大飞机搞上去,结果几经努力,并不理想。最近,美国波音和法国空客屡屡暴露缺陷,但是中国在民用航空领域要进入世界第一梯队,恐怕尚需更多的时日。 不是军工航天。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集中力量在军工领域屡有建树。从原子弹到氢弹,从会唱东方红的卫星,再到载人航天技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原子弹那么小,美国的原子弹那么大‘’(毛泽东语)!即使中国的载人航天登陆了月球,也比美国晚了半个多世纪。 基础设施很重要。我说过,中国工业有两大致命伤,一是加工精度不够,二是材料纯度不足。就连机械手表和圆珠笔芯都做不好!但是短短几十年,中国高速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水利电力工程可圈可点。公共基础设施不仅造福国民大众,同时成为援外的首选。这是因为中国更适合公共工程领域的发展。 信息通信是关键。多年前,中国人固守农桑丝绸,视欧洲机械为雕虫小技,坐失了机械革命时代的良机。多年前,欧洲人不屑于电气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移到美国。始于50多年前的信息革命,虽然源自美国,一旦遇到中国文化,则如水银泻地,顷刻迸发出普惠大众的生命力。从第一代移动通信到第四代移动通信(1G4G)主要解决的是人际交流和商品交易问题,中国基本都是追随者。从5G开始,信息通信主要解决的将是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监测与控制问题,正在成为直接生产力和军事力,成为日益社会化的新型基础设施。正是在这个节点上,中国信息通信成为世界的引领者,这才让美国政客感到非常不爽,极力制裁中兴和华为这两家通信技术公司。 适应时代是根本。农业时代适合模糊整体化思维,工业时代适合精致个体化思维,信息时代需要关联社会化思维。美国种族主义者固守工业时代的路径依赖,过于迷信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信条,从哲学思维层面排斥整体化和社会化。他们曾经认为中国只能驾驭快要淘汰的技术产品,掌握不了像集成电路、光导纤维这类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结果,中国通过社会化应用创新反求核心技术,最终实现了跨越发展。不仅创造了武汉光谷基地,即使在芯片的设计、光刻、封装三大工序中,除光刻外,两大重要工序也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可见最重要的不是固守工业精准哲学优势,而是适应信息协同哲学趋势! 模式创新筑未来。改开四十年,中国成功于什么模式?有人认为是自由市场模式,有人认为是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其实都不是。在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的成功,既不是靠集中计划,也不是靠自由市场。在他看来是一种模糊混合模式,‘’中国经验表明,不通过私有化,甚至不通过明晰产权也能进行成功的市场改革‘’。其实他也没有搞懂,中国正在摒弃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超越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网信生产力基础上,摸索一种协同关联、互利共生,更加社会化的新型经济模式。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科技进步随时间呈指数增长关系。农桑时代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机器动力时代,学生一旦超过老师,老师也会翻脸,这都是传统生产力形成的思维偏见。网络信息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最大区别是共享而不再是独占和垄断。唯有树立信息时代的新哲学思维模式,方可使中国赢得未来。 自苏联解体之后,华盛顿就开始上演赢者的诅咒,特朗普总统的任性与欧洲社会的分列,都预示着西方工业文明与原子论哲学已到尽头。 最近读书,发现清末留欧学者辜鸿铭写于年的一段话:今日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根源于对人性的错误认识:源于人性本恶的错误观念。因为这种错误观念,使欧洲整个社会结构总要依赖武力来维系。最不能让人容忍的一件事是,他们每个人总担心其邻居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要来抢夺和谋害他。而中国人很小就懂得人之初,性本善,确信公理和正义是高于物质力的力量。 辜氏认为,中国的优秀人性不是靠严格推理,也不是靠动物性本能,而是起自人类的一种相互依恋的同情心。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性本善、模糊化的大一统哲学思维会在近三百年内黯然失色?就是因为它不适合精准化的工业生产力时代!为什么西方性本恶的原子论哲学进入21世纪之后又开始锈蚀?就是因为它不再适应新型信息生产力时代!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时代之变必将碾压中西之别》,农耕时代,中国的丝绸文明曾雄踞世界东方;工业时代,欧洲机器文明让中国丝绸黯然失色。信息时代,中国将超越善恶对立的两种文明和两种主义,打造协同互利的新经济哲学基石。 如果说一百多年以前,辜鸿铭老先生就预见到西方文明的衰落,中国文明的再兴,那也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模糊的希冀。要让中国真正引领世界未来,必要条件是哲学思维的与时俱进,充分条件是新型信息生产力的大力普及。 我相信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但是中国尚需走出天下一统和两元对立的传统哲学思维,扩展三元协同、互利共生的新哲学理念,方可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信息社会公平美好之未来! 作者简介 杨培芳,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盘古智库高级顾问。原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同时兼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多所大学教授。 鼎新经济学会致力于推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强调科学规范和严谨逻辑的研究方法,倡导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思想,期望在中国创立经济学的新范式、新体系和新思想。 鼎新经济学会认为,经济学的科学创新时代已经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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