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酷好诗词和楹联，偶然接触到俞樾（yuè）的作品，一读就爱上了。爱屋及乌，仔细研究了俞樾，觉得他是一个或多或少被忽略的奇人。

用“学者”二字来冠名俞樾，似乎小视了他在国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可以给他戴上的头衔太多了，都是大师级别的。他在经学、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楹联、书法等领域，都是现象级存在。他修书五百余卷，著作超身。其后半生在苏浙一带的官办和民办书院讲课，相当于现在的“院士”，章太炎、吴昌硕、戴望、崔适等都是他的门徒，这些学生哪个人拎起来都是一本书。清末有一句话流于坊间，“当朝宰相李鸿章，山中宰相俞樾，”将两者并提，说的就是他文学巨匠的地位。他中过进士，当过官，前后七年有过两个官衔：翰林院修撰，河南学政，可不久被罢官了。纵观他的人生之路，虽有坎坷，也非大起大落。

瞭望其一生，重中有三：一是大儒家庭背景，上下七代不以官显，却因文著。二是国学通才，涉猎百家，高山仰止。三是对中医的“废医存药”说，这个虽有争议，在当时是一种冲破藩篱之举。

家族溯源

俞樾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家族本是务农。成为当地望族是从他爷爷俞廷镳(biāo)开始的。俞廷镳是俞家第一代有记载的文人，他虽学识渊博，一直考举人不中。到七十岁考分才达到了要求，浙江巡抚见他年事已高，和他商量可由皇帝恩赏举人：“七十岁让与他人，由皇上恩赐”，不占名额。俞廷镳欣然应允。当发榜时，他却只落副榜。对他来说，可以理解为只是给了一个荣誉。对此，他本人倒很坦然：“吾已年老，以此留与子孙，不亦善乎？”。无论如何，也算开了俞家先河。这一年是乾隆五十九年（年）。

俞廷镳寿至七二，五十六岁时喜得独子俞鸿渐。他和孙子俞樾没有交集，因为等到有了俞樾，他已去世二十多年。可就是这个爷爷，不仅奠定了家族兴旺的基业，著书治学上也有所成。为了纪念，俞樾自费出版了爷爷的遗稿《四书评本》，并请李鸿章题了书名。

话说到了俞樾的父亲俞鸿渐，就稍有点名气了。他考上了举人，应该是家族第一人。虽然十一次会试不中，毕竟也当了个中不溜的官——湖南巡抚的幕僚。后来俞鸿渐辞官开家馆（私塾）当老师，并著书立说，有十几卷著作留世，称得上建树颇丰。

俞鸿渐有两个儿子，长子俞林，幼子即俞樾。兄弟二人小时候一起随母亲姚太夫人（和岳飞他妈一个称呼）多地求学，乡试先后考中举人。哥俩数次一同赴京会试，哥哥终未考取（也有说中副榜，未详考），弟弟在道光三十年中进士。科举制度是进阶式，分秀才、举人、进士、殿试四级。古人有“穷秀才，富举人”的谚语，举人作为候补国家干部是有机会转正的。进士就不用说了，起步就是县级干部，正七品。

举人哥哥不久就被分配到福建当官，进士弟弟呢？

与曾国藩、李鸿章的交情

先来看一下俞樾的生卒日期：年12月25日—年2月5日。他活了八十六岁，靠死了清朝的三位皇帝，道光、咸丰、同治，差一年就靠死光绪和慈禧太后，在那个时代算是顶级长寿。他一生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义和团拳民等，时局前所未有之纷乱繁复。他的出生在道光元年。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就在道光三十年，（年）俞樾考中进士第十九名。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年的主考官是曾国藩，在保和殿复试阶段的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依题作诗。俞樾的诗首句即不凡，曰：“花落春仍在”，曾国藩阅后大喜，赞道：“他日所至，未可量也。”因俞樾的诗文被老曾看中，遂将其名次移列复试第一。

俞樾答题的全诗如下：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淡浓烟尽活，疏密雨俱两。鹤避何嫌缓，鸠呼未觉忙。峰鬟添隐约，水面总文章。玉气浮时暖，珠痕滴处凉。白描烦画工，红瘦助吟肠。深护蔷薇架，斜侵薜荔墙。此中涵帝泽，岂仅赋山庄。

这首诗是五言排律，对仗极为工整。我个人看来，一处韵有误，一处平仄有误，可能和他的南方口音有关，但小误不失大雅。即席写出如此之作，搁现代只有佩服的份儿。难能可贵的是，此诗一反题目伤春的内涵，巧妙地利用“花落春仍在”切题，立意转而积极向上，犹如对江河日下的大清打了一针鸡血，故深得曾国藩好评。

该诗确立了俞樾的基调，他一生的著作以《春在堂全书》命名，他在苏州的家“曲园”正堂的匾额“春在堂”由曾国藩赐墨，都出自此。

就这样，俞樾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官员生涯，咸丰元年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是个候补官员，只不过是有潜质的进士在皇帝身边等待机会。哥哥俞林一起进京赶考，但是落榜了，虽然未考上进士，留在京城机会也会多一点，就和弟弟一起搬进棉花胡同居住。果不其然，俞林谋得一个实录馆誊录的职位，这是一个临时机构，解散时得到了外放福建做官的机会，最后官至福建福宁州知府。

在此前后，曾国藩引荐俞樾和咸丰帝交谈了一次，咸丰帝赞叹他学识渊博。受到青睐的俞樾在咸丰二年（）被授编修。翰林院编修不过正七品文官，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母亲也从老家来和兄弟俩团聚，春风得意的俞樾便从棉花胡同举家迁北京南柳巷。我去过南柳巷探访，未寻见俞樾在此地的蛛丝马迹，而后来住在南柳巷的林海音却成了招牌。

清末名臣曾国藩是第一个和俞樾有交集的重臣。因为当时主考官与考生有名分上的师生关系。每一次考中的学子，都要拜当次的主考官为师。曾国藩的学生非常多，大清一半以上的文臣武将官员，都叫他老师。俞樾也不例外，拜其为业师。曾国藩惜才，俞樾尊师，二人私交非常好，经常借道为访，诗书往来。

俞樾一生写下很多诗词楹联，其中写给曾国藩的非常多，有“溜须拍马的，”比如这一首：

《题曾文正公手书一侧后》

淋漓妙墨一编开，作对还如笑语陪。

我读公诗拜公像，昨宵公自梦中来。

有祝寿的：

《贺曾国藩六十寿联》

大勇在安民，运际中兴出名世；

小春欣遇闰，天教两度祝延龄。

曾国藩谢世后，他写了几幅的挽联，其一：

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

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曾国藩在评价最得意的两个弟子时说过：“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对俞樾潜心研学给予高度褒扬。

至于李鸿章，这又是和俞樾关系非凡的清朝重臣。李鸿章比俞樾小一岁，先于俞樾考上进士，二位在翰林院有过共事，又都是曾国藩门下的饱学之士，难免惺惺相惜，互为欣赏。他俩还有一层关系——同科，就是同一年（甲辰恩科同年）考上的举人。这一层关系在当时非常重要，政治小团体、朋党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一层关系使得他俩有密切联系，后来发展成挚友，就不详细说了。李鸿章一直为官，权倾朝野。他和俞樾的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寿终正寝。他也没能耗过俞老爷子，早其六年殁。李鸿章曾经任两江总督，任上多有照顾被罢官无职无钱的俞樾。下文俞樾从天津南还苏州的第一份工作——苏州紫阳书院的教席就是李鸿章介绍的。还有他大儿子俞绍莱的官职，二儿子俞祖仁的候补官职，都是李鸿章安排的，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看一下俞樾写给李鸿章的寿联和挽联，感受一下他的文采：

《贺李鸿章五十寿联》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为相公寿；

治内用文，治外用武，长城万里，殿天子邦。

《贺李鸿章七十寿联》

五百年名世之才，上纬天维、下理地轴；

七十载从心所欲，西摩月镜、东弄日珠。

《俞樾挽李鸿章联》

一个臣系天下重轻，使当年长镇日畿，定可潜消庚子变；

八旬翁完真灵位业，溯壮岁同游月府，不能再逮甲辰科。

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事到如此，俞樾理应顺风顺水，官途无量。恰恰这个时候，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看人生的结局就知道了。

咸丰五年，在翰林院任编修的俞樾通过了差放考试被任命河南学政。

先解释一下名词“差放”，它是考差和外放的合称。考差是科举制度在清朝形成的一种独有制度，是对派往各省去的学政、乡试主、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学政任期三年，主、副考官任期一年。考差资格是有门槛的，条件是进士出身的京官。先是从翰林院找人，后来扩大到六部。还有一条，参不参加考试自愿。“外放”指京官到地方任职。差放考试虽然是自愿，但是京官趋之若鹜，尤其是在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待业”的进士们。

“差放”有三个好处，一是相当于现在到基层代职锻炼，回头大概率重用；二是能考上的人都被认为是得到了一个最高级职称，可以认为是“院士”。三是经济上会得到质的飞跃，朝廷会给予路费、安家费，俸禄会大大提高。有一本书《春明梦录》中说：“从前京官，以翰林最为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份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还有副主考，年金也不少。这和七品翰林的年工资为九十两白银加四十五斛大米形成巨大反差。

“学政”是个什么官？不就一个地方主考官吗？其实不限于此，有点主管文化教育和人事的副省长的意思。这个副省长是比喻，因为它不设品级，京官下放，任期三年，属于皇帝的钦差。学政不用看别人脸色行事。历史上著名的学政有：湖北、四川两任学政张之洞、福建学政纪晓岚。

上面说了，学政是地方主考官，肩负人事部门职责，之所以朝廷通过“考差”派人，就是要防范作弊。学政管“岁、科”两试，属于州一级考秀才的，是科举的初级考试，有出题的权力。俞樾动了脑筋，他在出题上大胆革新，防止死记硬背和押题，想以此考出考生的真实水平，发现人才。科考的题目大多从四书五经里面挑一句，俞樾不按常理出牌，他把句子掐头去尾，重新排列组合，拼凑一个新的题目。这在当时被称为“割裂题”，没点真才实学真做不出来，有点墨水的也难以下笔，所以引来考生怨声一片，纷纷上访告状。有曾国藩罩着的俞樾本不怕这些，可偏偏他出的题目让别有用心的人找到了漏洞。比如题目“君夫人阳货欲”说成是指的皇后要出墙；“王速另出反”则是鼓动宗室成员造反。很多题目都附会出反义。

事情闹到“纪检委书记”御史曹登庸那里，曹登庸便以试题“割裂经义”上奏弹劾俞樾。咸丰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如不是看在曾国藩的面子，俞樾可能小命就没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俞樾被罢职，永不叙用。

是年三十七岁，仕途就此结束，祸福未可知也。

八年的颠沛流离

清咸丰八年（年）俞樾三十八岁。罢官后在开封过完年，春天也到了，便携眷南归。

太平天国运动闹得正欢，南归的道路险且阻，绕着圈子抵达苏州后，在饮马桥赁石琢堂的独学庐而居。侨寓苏州之始。

这年夏天开始治经写书，学习篆隶书法。打造新生活模式。

到了秋天，在江苏巡抚赵德辙的推荐之下主讲苏州云间书院。这是他讲学的第一个书院，可以赚些钱养家。

好景不长，咸丰十年（年）太平军攻打苏州，俞樾一家开启了避乱之旅，先后在新市、绍兴、上虞、宁波、定海、上海漂泊了两年。此间居无定所，无甚好讲。可以提一嘴的是全家老小积蓄将尽，在上海黄浦江租一个小船度过同治元年的春节，随后乘船直奔天津。

用贫困交加形容当时的俞樾不为过。但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亏他不是等闲之辈。同治元年（），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早已被镇压下去，相对平和安全。他的朋友潘霨提升为天津府知府，是天津的一把手。再加上北洋大臣的前身“三口通商大臣”设在天津，时任的崇厚侍郎的弟弟崇实和他是同科进士，有这一层裙带关系，去天津投靠他们是个好主意。到了天津，并未如他想象那般美好，毕竟寄人篱下。给个文案小差事干干不够养家糊口，常常靠借贷生活。好在俞樾不止那么两个朋友，口碑又好，所以渐渐安顿下来。在天津一住三年。崇厚推荐他修《天津府志》，有些报酬。有了时间可支配的俞樾著作大丰收，写了六十三卷书。此间，他还嫁了一个女儿，为两个儿子办理了婚事。

天津是他生命中短暂又闪亮的一驿，在离开前，富商张汝霖资助他出书，《考工记世室重屋明堂考》同治四年（）春天刻成，得到恩师曾国藩的好评。对张汝霖帮助刻书一事，俞樾念念不忘，并言“余书行世，实始于此”。他的意思是这是他第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书。

同年秋，俞樾举家再次南还苏州。